彭  镜

      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一句“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不知激发了多少读书人对此种读书意境的想象与躬行。其实抛开读的是否为“禁书”不论，单就“雪夜闭门”，就足以让人心生惬意的了。国学大师林语堂将金氏之意境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在《读书的艺术》一文中，他描述的场景情调简直妙不可言，“在一个雪夜，坐在炉前，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身边放一盒淡巴菰（雪茄烟），一个人拿了十数本哲学，经济学，诗歌，传记的书，堆在长椅上，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来翻一翻，找到一本爱读的书时，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自小被称为读书种子的林语堂，最是推崇闲适、快乐读书。在他眼里，若感读书是门苦活，则不如不读，悬梁刺股那样炼狱般的读书生活，林大师可能从未尝过。

       1939年秋，文学巨擘钱钟书与友人从上海动身，同赴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途中一月，钱钟书整日手捧一本《英文字典》读得津津有味，旁人不解，问其缘由，他则随口一答“很好玩”。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能说33种汉语方言，且精通多国语言，他曾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就是为了“好玩儿”。这就很值得玩味了。象王世襄玩遛鸟、李叔同玩字画、黄永玉玩收藏……人们好理解，这本身就是在“玩”，都是些闲情雅致的艺术活动。但对钱钟书、赵元任之“玩”则大多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在民国时代，象钱赵两位先生那样感到读书治学“很好玩”，却是不少学人的真实学术态度，也是在战火纷飞的民国时代何以学术大师辈出的关键密码。

       因为在民国学人们看来，读书治学之于人若很大程度是，甚或仅仅是谋取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梯子，“苦”就是自然的了。宋真宗赵恒在位期间（997—1022年）治绩平平，但却写下一首流传千古的《励学篇》，里面充斥着劝人求取功名利禄的形象比喻，原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在取得功名前的漫长读书生涯，则基本可用“苦”字来形容，什么“十年寒窗无人问”，什么“板凳要坐十年冷”，什么“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什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至于还“语不惊人死不休”……顺着大宋皇帝指引的路径，极少数读书人经“苦学”如愿以偿获取了官位、财富、美人，而绝大多数则活到老、念到老、考到老，屡考屡败而又心有不甘，不少学子最终沦为鲁迅笔下强辩“窃书不为偷”的孔乙己。

       当然，这笔账也不能全记到科举制度上。历史上科举制也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选择机制、一种必然存在；更不可“一篙子打翻一船人”，将皇权社会的读书人就看成铁板一块。要知道，尽管身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功利社会，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好愿景刺激，但早早就厌烦求取功名之路，抛却悬梁刺骨之痛，向内发掘本心之需，自觉追求读书之乐，通过读书怡性情、养大德、求真知的也大有人在。这种人，可算是真正解脱了、放下了、活明白了；到这时，读书也就真正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平生最大的爱好”，成为一种值得孜孜以求、沉醉其中的至乐之境。金圣叹能说出“雪夜闭门读禁书”之妙境，根本原因在于他尽管“应科试、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换作权欲利欲熏心的“苦读”之辈，就算屋外飞雪漫漫，手捧踏破铁鞋都难觅的“禁书”，也是难有畅读之情趣的。

       民国新文化运动可比西方文艺复兴，如恩格斯所言“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爬梳民国著名学人的读书治学生活，从中的确可以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也可说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即：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往往出自“玩学问”的那批学人。他们至真至纯、志存高远，视自己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传薪者，读书治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交锋的时代，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重登世界民族文化的高峰；他们也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锱铢积累而又乐此不疲。围绕着做学问，出了一批好玩的人，也生出许多好玩的事，读来令人捧腹而又心生温情和敬意。在民国学者眼里，学问，一可作资本炫耀。比如声称50岁前不著书的经学家黄侃，对前来问学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就颇不耐烦，“小学（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是很难的，你还是去弄你的经济学吧！”又说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有个习惯，在课堂上讲到要紧的地方就停下来了，然后对学生们说：“这里有个秘密，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还不足以让我讲，你们要听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这样的轶闻趣事，在民国学人传记中有大量记载，其中尤以余世存的《非常道》描述最为传神。学问，也可比终生伴侣。像 “清华三孙”（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那样学问好、名气大而又终生未婚的民国学者还有不少，就是结了婚的，也时不时讲出一些对学术职业格外动情的话，哲学家贺麟就公开说：“可与妻子离婚，但与哲学离婚做不到。”学问，更可为成全自我、实现价值的志业。在民国，辞掉官职、脱下军装而回归书斋的学者不在少数，如熊十力、刘师培、刘文典……，这是一长串名字。使命感也罢，真性情也罢，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终究认为做学问有趣些、好玩些。比较而言，民国时期那些皓首穷经、苦心孤诣的学者，却往往出不了大学问，其迂腐天真的学术观点及行事风格，多年后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

       《冰点周刊》主编徐百柯就认为，“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诚哉斯言！今天我们读书也好，治学也罢，还真得象民国学人那样，要有股“玩”的风趣、风雅、风骨注入其中，如琢如磨，如痴如醉，方抵妙境，方能精进，方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