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甲

　　1964年9月至1966年上半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首道，先后在常德县郭家铺公社红云寺大队和澧县澧西公社群星大队“社教”蹲点。我当时在地委社教总团办公室工作，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

　　这一时期，正是阶级斗争不断升温时期。中共常德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社教文件的指示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先后在常德县和澧县、安乡县开展高标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扩大化分析，错误认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把农村干部看得一团漆黑，“到处都是蚂蚁”。强调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错批错整了一批干部。王首道同志不为这种“左倾”思潮所左右，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指导“四清”运动，在点上没有出现过火作法，对面上社教起到了良好影响，有力促进了生产，避免了后遗症。

　　以身作则，坚持“三同”，言传身教，强调改造世界观和树立良好的作风。王首道同志带领社教工作组来到点上后，不顾年岁已高，坚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群众同甘共苦。他生活简朴，穿着一身旧中山服和布鞋，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交知心朋友，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探索一个大队开展“四清”运动的作法。群众俨然把他当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没有人把他看成大领导干部，敬而远之。他强调改造世界观是件大事。他说，我现在60岁了，搞了40多年革命工作，还需要在农村蹲点，和农民实行“三同”，才能保持革命晚节。不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有“和平演变”的危险。因此，老同志有个保持革命晚节的问题，新党员有个从思想上重新入党的问题。听说有的干部有“三保”（保职、保薪、保身）的想法，这是不符合我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他要求工作队员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凡是犯有主观主义、工作漂浮、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之风的，都必须克服。

　　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高标准农村社教运动，工作队力量强，人手多，每个大队有20多名工作组干部，一度搞起了人海战术，形成了包办代替，“包打天下”。王首道同志及时指出，放手发动群众是搞好社教运动的关键，只有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才能把“四清运动”搞好。红云寺大队工作组按照首道同志的指示，把放手发动群众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把集体发动和个别发动结合起来，联系实际，讲解政策，发挥了贫下中农的“三敢”精神，敢于当家作主，敢于监督干部，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无论干部放“四不清”问题包袱，还是定案退陪、果实分配，都由群众讨论，民主决定，避免了工作组包办代替的问题。

　　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指导“四清”运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干部大多数。农村高标准社教运动初期，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统统靠边站，采取了一些过火的斗争方法，使一部分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王首道同志认为，社教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运动。一部分干部犯有“四不清”错误，其中有些人问题很严重。但他们多数本质上是好的，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红云寺大队工作组做到了严肃、积极、热情地对待基层干部。对没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一人队就没有让他们坐冷板凳，要他们继续领导生产。对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特别是经济退赔合情合理，即使退赔数量较大的，也不搞破产退赔。只是对极个别错误特别严重的给予严肃处理。运动从始至终没有发生逼、供、信和打人体罚等现象。这样，教育团结了95%以上的干部，促使他们转变了作风。基层干部说，要教子传孙，永远四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生产建设搞上去。全大队掀起了兴修水利、积肥、造林绿化高潮。1964年完成水利冬修土石方比上年多三倍，扩大耕地100多亩，解除了400多亩稻田的旱涝威胁。1965年早稻亩产532斤，比上年增产43.7%，总产比上年增产52.2%；棉花由上年亩产60斤提高到100多斤。

　　作者：中共常德市委政研室原正处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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