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仕 林
据悉，中国妇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夕，作为政研工作者，出于职业本能，较多地对我国特别是我市妇女儿童生存状况作了一番审视，现将审视结果铺陈如下：
一、妇女参政状况尚需继续改善。妇女进入或主导政坛现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任总统的有菲律宾的阿罗约、芬兰的哈罗宁、爱尔兰的麦卡利斯、拉脱维亚的弗赖贝加、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智利的巴切莱特，并且加拿大总督米歇尔·让、新西兰总督卡特赖特也是女性。大洋彼岸的希拉里正在为争当美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总统苦苦挣扎，巴基斯坦的贝·布托若不遇刺肯定能顺利登上总统宝座。任总理的有乌克兰的季莫申科、德国的默克尔、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以及美国国务卿赖斯等等。此外，还有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等一批卓越的女性政党领袖。放眼世界，打量自己，我国妇女参政进程虽有所加快，但仍显缓慢，难以跟上世界的节奏。首先，从量上看，比例失衡。这次11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为637名，占21.33%，反过来说，将近五分之四的代表席位为男士所把持，这和中国妇女“半边天”的人口比例很不协调，中国男权社会性质仍未改变。并且21.33%这个不值得炫耀的比例，也是经过二十年努力才赢得的。从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开始，我国便提出女代表比例应高于上届。11届人大女代表比例虽然比上届提高了1.09%，但速度似乎过于缓慢了一些。国家如此，地方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市六届人大女代表仅占22.7%。其次，从质上看，层级不高。女性从政，一是数量少，全市副处级以上女领导干部仅223人，占领导干部队伍总数的11.41%；二是副职多，任主职的仅32人，占处级单位总数的8.8%；三是闲职多，担任这种员、那种员，这个组长、那个主席的多，主抓实质性工作的少；四是软性部门多，强势部门少，大多集中在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在经济部门以及党政综合主管部门任职的不多。五是进入核心层次的少。在组建领导班子时，各级都要求至少有一名以上女领导干部，这看上去是对妇女参政的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上，往往在“至少有一名”上做得较好，而在“一名以上”做得不够。在干部使用上应以德才为标准，不能以性别去区分，女干部只要符合条件，应该有多少用多少。最近法国总统萨科齐一下带了5名美女部长访问英国，羡煞了古板的英国绅士。我市四大家领导班子均只有一名“当家花旦”，在班子配备中，过分地强调“一名女干部”，容易给人造成“花瓶”、“陪衬”的错觉。
二、妇女权益维护尚需加大力度。就妇女而言，最根本的权益是生存权。而生存权益的保障依赖于经济权益的保障。维护妇女经济权益，城市与农村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城市，问题集中在就业上。相对男性而言，城市妇女就业有四大隐忧：一是找饭碗难。走到大街上，花花绿绿的招工广告不少，但仔细一看，许多妇女只得遗憾离去。现在不少企业和单位招女工如同选美，动不动就要求大专文化、容貌姣好、身高1.6米以上、年龄25岁以下等等。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某公司招收女公关，竟要求饮酒量必须在一斤以上，并进行现场测试。过高的招工要求，让很多女同志感叹到：“现在找个事真的不容易！”二是稳定性差。有些妇女即使找到了饭碗，也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唯恐饭碗打破。企业和单位稍有风吹草动，妇女常常成为裁员的首选。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市30.5%的城镇女性至少有过一次下岗经历，比男性高出6.5个百分点。三是层次偏低。在“白领”阶层，在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女性所占比重相当小，大多数在“第一线”。在工厂，是流水线的女操作工；在商店，是站柜台的女营业员；在餐馆，是端盘子的女服务员；在休闲场所，是讨人欢心的洗脚妹、按摩女和坐台小姐，真正进入企业管理层次的不多。女性畸形的就业结构，除了女性自身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权社会歧视妇女的畸形眼光造成的。四是待遇失衡。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同一企业男女收入差别一般在15%-20%左右。一些“赚钱不费力”的活大多由男士把持，一些“费力不赚钱”的活大多由妇女在干。在农村，问题集中在田土上。在田土资源分配上，农村出嫁女土地权益被剥夺的情况极为普遍。农村妇女一旦出嫁，娘家的土地带不走，婆家的土地分不上，其土地经营权必然架空，从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她们种的男方的田，用的男方的钱，不仅在经济上难以独立，而且在家庭内难以抬头做人。本人因政研工作需要，在农村跑的比较多，几乎村村都有类似情况。对于出嫁女田土问题，农村基层干部也觉得不合理，也很想帮助解决，但是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约束，不敢擅自动手。按照《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并且硬性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解决农村出嫁女田土，势必要调整田土，势必要突破《土地承包法》的法律“瓶颈”，可谁也没有这个胆。对于出嫁女田土问题，在土地“撂荒”的年代相对好解决一些。而现在，国家不仅免了农业税，而且发放了种粮补贴，土地价值实现了全面回归，农村出现了由“撂田”到“抢田”的嬗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出嫁女田土问题更是难上加难。而这一问题，不是个案，牵涉到同村联姻以外的所有农村妇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解决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衔接入手。
三、儿童教育错位、缺位尚需引起重视。城乡儿童教育存在“两头翘”现象：一头管的人多，“甜不堪言”；一头无人去管，“苦不堪言”。城乡儿童有点象《红楼梦》中众星拱月的贾宝玉和刘姥姥的板儿。其实贾宝玉和板儿的日子都不好过。在城市，儿童教育主要存在错位问题。城市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学校老师、校长要管，在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管。疼的人多，管的人多，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过分溺爱，成为任性、自私、无法无天的“小皇帝”；要么期望过高，成天学这学那，成为不折不扣的学习奴隶。现在，有一些家庭，望子成龙心切，老是将孩子当“全才”、“明星”、“伟人”培养，本来学校学习负担已经够重，还要剥夺他们可怜的课余时间学各种专长和技能，以图将来出人头地，去抢占所谓的“人生制高点”。轻视“普通劳动者”，这就是儿童教育方向的错位，它有可能给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不幸和悲哀。在农村，儿童教育主要存在缺位问题。为了改变生存状况，大批农村夫妇撇下子女，结伴而行涌入城市，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大片“空巢”家庭。就我市而言，每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近80万人，至少形成了20多万个“空巢”。这些“空巢”家庭，爷爷、奶奶受能力的局限，最多能顾得上孙辈的吃饱穿暖，至于学习、教育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再加上祖辈对孙辈天然的“隔代亲”，也不会对孙儿孙女严加管教。父母远在他乡，想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也是鞭长莫及。“空巢”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下降、道德意识下降、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总之，儿童教育如同种花，肥多不行，缺肥也不行，剪枝的人多了不行，没有人剪枝也不行。
上面这些问题，我们殷切地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中国妇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认真加以研究，并会同有关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作为地方妇联，也应该积极探索，创造解决上述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新经验。
（作者系市委政研室副调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