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振 海
党的十七大报告讲到，“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报告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科学判断，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英明举措。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78年以前，我们实行比较封闭的，国家计划主导的体制，这固然有苏联的影响，有势力权衡的无奈，但同时也是当时世界的一种潮流——向左转的潮流。1978年以后，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恢复证券市场，发展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实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都是国际惯例，是世界潮流。同样，我们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是顺应世界潮流。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尊重国情，也要尊重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20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什么？工业化浪潮，城市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社会主义浪潮，民族主义浪潮，经济市场化浪潮，政治民主化浪潮，等等。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些浪潮有的趋于平静，有的则正处高潮。
这其中，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就一般意义上，在目前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政党、民众和领导人都认同的。没有哪个老百姓说，我们不要民主；也没有哪个领导人胆敢说，我要的是不民主的制度，我要专制，要独裁。但是几百上千年前，专制、独裁并不是坏名词。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凯撒，凯撒的意思就是独裁者。所以说，历史并不都象今天这样，大家都认同民主。民主和君主、贵族统治相对应，一度包含着：混乱、无序、暴民统治等含义。就象我们“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人人要讲话，人人要掌权。实际在历史上，所谓“多数统治”也的确带来过灾难。但是，“政治是一门追求次好的艺术”。选择来选择去，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民主统治”这个政治理念和政治形式。这就是目前一个总的状况，总的趋势。就是大家都认同民主。但是，在推进民主的力度上，在民主制度的成熟程度上，以及在对民主制度的具体理解阐释上，不同的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是不是可以作这么个划分：
①欧、美、日等，是典型的所谓西方式民主，代议制，政党政治，三权分立。但是具体的政治运行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别。有民主共和，也有君主立宪。有总统制，也有内阁制。美国不仅有横向的三权分立，还有纵向联邦与州的分权，所谓“双重分权”。
②在东南亚、南美等，也实行现代民主制度，但同时又主张威权政治，我们讲他们是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我们批评是政党分肥；他们是家族分肥，朋友分肥。分肥，就是分权、分利的意思。
③伊斯兰教国家，总的特点是政教合一，宗教在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其中有倾向民主的，也有倾向威权的。
④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虽然具体体制有区别，但有很大的共同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主流的意识形态。
一、文明的产生与民主的产生
现在讲人类文明史，一般说法是6000年，相当于从我们的城头山文化那个年代开始。但城头山还不算进入了文明史，或者说在一个交界点，城头山是原始社会后期的城堡遗址，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的新石器时代。
为什么讲6000年前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约定提法。因为6000年以前是原始社会，6000年到1万年是新石器时代，1万年以前是旧石器时代。6000年前进入文明时代，主要的标志是：①农业和手工业的产生，有了种植业（比如城头山，种植了水稻），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如青铜器，这是经济上的； ②有了文字，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苏美尔（伊拉克）的楔形文字，有了宏大的建筑，这是文化上的；③有了阶级和国家，这是政治形态。
6000年文明史中，最早产生的是“五大文明”：
① 非洲东部的埃及——尼罗河文明；
② 西亚的底格里期河和幼发拉底河（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两河文明；
③ 南亚的恒河流域——印度文明；
④ 东亚的黄河文明（肯定也有长江）——中华文明；
⑤ 地中海中部的爱琴海沿岸——爱琴海文明。
这“五大文明”，先后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年。其中爱琴海文明吸纳了西亚和埃及文明中的一些东西，形成了希腊文明。
“五大文明”中，希腊文明是唯一的海洋文明。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是渐进发展，不断成熟，其他文明都曾经中断，通俗讲是亡国灭种，准确地说就是被新的文明所取代。包括希腊文明，也中断了，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希腊文明。
“五大文明”中，只有希腊文明产生了“民主”，欧洲普遍实行民主制度，所以说，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也是民主的源头。黑格尔有一句经典：“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欧洲和其他洲不一样，欧洲人有一种强烈的欧洲认同感，而其他文明是没有的，或者说是很淡的。就是说欧洲不仅是地理的欧洲（geographical Europe），更是文化的欧洲（cultural Europe）。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希腊，就是民主。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希腊的传统，民主的传统，人文的传统。为什么古希腊能发展出民主的形式，成为民主的源头，现在看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希腊的地形是很多为山地阻隔的小块平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只能形成小的城邦国家——小国寡民，技术层面上，大家在一起议事比较容易；
二是，希腊和爱琴海的各个小岛，风平浪静，海港众多，贸易发达，贸易就要讲平等协商，有助于形成平等的观念，（遗憾的是，中国三代也好，秦汉到明清也好，都没有形成这种观念，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缺乏个人本位。）
三是，自身资源有限，就要向外拓展发展空间，但小国寡民出去开拓，主要不能靠武力征服人家，只能求助于平等协商和公平竞争。
二、对民主的逐步认同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民主化浪潮
希腊民主的一个标杆是雅典。雅典的直接民主过渡到罗马共和国的民主，这个形式存在了几百年，然后民主的历程就中断了。共和国变成帝国，大家选择了凯撒，罗马帝国，独裁者。大家觉得，有一个圣人独裁，比大家七嘴八舌好。然后，在长达1000年的封建中世纪，民主不再被人提及。因为那个时代是神的时代，君权神授，君主权力才有它的合法性，民权不具有合法性。是神为主，天主确定君主，不存在民主。中世纪有两个最大的神学家也是思想家，奥古斯丁说，“理性要服从于信仰，哲学要服从于神学”，托马斯阿奎拉说，“信仰高于理智，天启高于知识”。这个话，我们现在觉得有点荒谬，但那时是两个很伟大的人说的，也是多数人相信的。其实就是现在，认为理性要服从信仰的，怕也还不少。
直到文艺复兴，有了人的觉醒，有了启蒙，才重新捡起民主这个旗帜。但也经过了几百年的反复，才有了今天的民主理念。有人说过：“在整个19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20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讨论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是说，民主已经变成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包括真心实意的、假心假意的，反正不能说民主的坏话，不管你是用民主的理念构建国家体制，或者是用民主旗帜反对自己的敌人，还是用民主的外衣妆扮自己。大家知道一个很经典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回答黄炎培，怎样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民主。”在此之前，1944年，毛主席还说过：“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的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毛主席当时是真心的，共产党当时都是真心的。打天下，一靠纪律，二靠民主，但不光中国，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在野时，夺权时，总是讲点民主的，至少总是懂得兼听则明的。掌权以后，当权以后，总是有反民主倾向的。但不管怎么说，总之，20世纪是民主化的世纪。
虽然民主在20世纪初，在理念上已被一般认同，（有五四运动为证，德先生，赛先生，democracy Since）,但它作为一种广泛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认同，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70年代以来的30年，有两股巨流在横扫着全球，一是经济的市场化浪潮。二是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市场化的浪潮使计划经济几乎绝迹，民主化的浪潮则使各色的个人独裁，军人统治。威权政体和极权政权土崩瓦解。美国《民主》杂志编辑拉里戴蒙德说，它“冲击到世界上最封闭，最不可能发生变革，最被人遗忘的地方，如缅甸，蒙古，尼泊尔，扎伊尔，甚至阿尔巴尼亚。从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到后官僚威权的拉丁美洲国家。从最贫穷的赤道 到新富的，正在工业化的东亚，都踏上通向民主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独立国家在期盼建设和实践着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为民主而进行民众斗争的意识从来没有越过国界传播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广”。
总的来看，虽然世界上不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但在道义上，它们再也不能挺直腰杆，理直气壮。
而且，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世界格局的变化方面，民主是缓和对抗，终结冷在内存动力。民主把整个世界带入后冷战世界。民主成为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当性原则，民主政治，成为人类主流文明的像征。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就是民主化。（所以，我们有些地方提什么率先实现现代化，是讲不通的，你一个地方有钱了，就现代化了？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说有钱，好多封建贵族更有钱，是不是几千年前就现代化了？）
有个教授，亨廷顿，对民主的世界进程作了一个分析，他写了一本书，叫《第三波》，认为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进程里现出三次浪潮。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1919“五四运动”，不是孤立的，那是世界高潮），是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在经历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之后，到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有了30来个作为今日世界之主导政体的自由民主国家。后来，法西斯主义崛起，使得30年代的民主国家数量减少到12个左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第二次民主化浪潮，民主国家的数量又回升到30个以上。到60年代末，世界上约有1/3的国家是民主国家。
1974年葡萄牙“尉官运动”拉开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序幕。经过随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6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自这个第三次浪潮（第三波）之后，世界上有2/3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形式产生的。
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根据亨廷顿的看法，“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序幕是在南部欧洲葡萄牙的里斯本揭开的。
1974年4月25日，午夜零点刚过的时候，里斯本的无线点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军事政变的行动讯号。这次政变是由葡萄牙军队的青年军官们筹划的。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除了同保安部队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政变得到人民的支持，在里斯本的大街上，兴奋的人群欢呼如潮，把康乃馨花插在起义士兵的枪筒中。傍晚，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明向新军事领导人投降，次日出逃。于是，自1926年以来的独裁政治宣告寿终正寝。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发生政变，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74年葡萄牙的政变无意中却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运动的导火线。政变完成后，当时的葡萄牙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在政变后的18个月中，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保守派、温和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等派别。在此基础上，上述各派别也建立了各自的政党，从持左翼路线的共产党到右翼的法西斯团体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相继更迭，政府所拥有的权威日益减少。政变与反政变的企图屡见不鲜。工人、农民们举行罢工、游行，夺取工厂、农场和新闻媒介。这样混乱了一年，右翼政党在1975年政变一周年的全国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但左翼政党也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描写道，当时的葡萄牙在许多方面，“与1917年的俄国极其相似”。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葡萄牙社会的政治发展趋势与俄国的二月革命后的情况是不同的。1974年9月，右翼军事领袖镇压了军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使马里奥、苏亚雷斯当上总理和总统，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在葡萄牙最终确立。与此同时，在同属于南欧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在当时的总理卡洛斯.阿里亚斯领导下也在悄悄地进行。随着佛朗哥的死亡，独裁政权终于结束。在希腊，由于社会矛盾的结果，以那群为代表的军事独裁政权也最终在1974年垮台，并在年底产生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独裁政权相继垮台，在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相当一些国家的示范效应。在以上几个国家民主化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在这些国家，一个又一个军人政权不是还政于民，就是原有的军人独裁政权相继下台。到20世纪80年代末，拉丁美洲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原有的独裁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包括台湾、原来是蒋氏父子的政权，国民党的党天下，开放了党禁。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种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思潮又迅速影响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建立了具有半西方民主色彩的政治制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民主风潮登陆非洲，强烈地震撼着以往的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不到几年时间，欧美的多党制民主就在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站稳了脚跟。在资本主义民主取得进展的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
除了上述的变化之外，原有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进一步进行了深化民主的改革，还有一些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权威主义”国家实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统治，结果是涌现出一批“准民主”，“半民主”或“软权威主义”的政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20余年中，实现了向民主过渡或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国家遍及全球。“从地域上，它涉及到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高原之邦的尼泊尔，也包括热带非洲国家；从文化类型上，世界各种文化如基督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发展水平上，它囊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批最不发达的国家裹挟其中。在这股浪潮中，经济成功带来民主，经济失败和危机也导致民主；和平改革叩开了民主的大门，高压政策也为民主催生；甚至一些偶发事件都成为转向民主的契机。总之，几乎所有的政治变动都指向民主，各种权威主义政体都以民主为归宿。”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政治进程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客观地展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都在总体上向前发展。尽管以后还会有一些国家出现反民主化的思潮，但民主化毕竟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历史发展的趋向充分表明，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平等、独立、民主和自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意识日益增强，这必然推动着民主的发展。民主化的出现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民主是一个同独裁相对立的范畴。独裁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进行决定的机制，毫无疑问，这种机制是反动和落后的。民主与之恰恰相反，民主是由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的原则；总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法律加以确认和保证。因此，民主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社会中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定的机制。民主使国家权力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国家权力只是公民权力的代表。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它是缺陷较少的制度；民主不见得最有效率，但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民主制度也会犯错误，但它具有较好的内在纠错机制，从而使它不容易犯最严重的错误。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迄今为止，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明都表现为该国家与该民族的民主政治进程。民主是当代人类政治活动的最佳表现形式，相对于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专政，它毫无疑义是人类政治活动形式的进步体现。总之，民主制度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理想的制度设计。正因如此，民主的出现和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强劲动力。
三、什么是西方民主制度
现在讲民主制度，比较完备成熟的应该是讲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典型是英美法，还有其他若干国家，具体设计千差万别，但最基本的是三项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代民主，也就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邦民主制度。城邦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自治国家。人数很少，才有可能产生直接民主制：每个公民权的享有者直接参与和决定城邦的大事，公民大会（不是议会）享有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
直接民主制奠定民主的基本含义：民主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这种“简单民主制”，没有议会等复杂机构，没有相应机构分别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它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少数人意见不但得不到保护，往往还要受惩罚，造成很多冤案和错误决策。（文革有点类似，从众心理，群体冷漠有时是很致命的）。
第二阶段，是近代民主，也就是18、19世纪的“代议制民主”。
近代民主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产生的，在政治上它是对中世纪（500年至1500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文艺复兴）专制主义的否定。
近代民主的突出贡献是实现社会上层建筑的“三大变革”。
1、近代民主实现了政治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革。从以神为中心变到以人为中心。至高无上的神权和君权被人民主权论所取代。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就是这个意思。是以人为本，不是以人为器，人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这个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工具。
在封建中世纪，只有神学教条与蒙昧主义，而无科学的理性精神；只有政治强制和人身依附，而无人的尊严；只有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而无人的权利。特别是没有普通人的权利，没有“公民”的概念。马克思讲，这种社会一个总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使其不成为人”。孟德斯鸠讲，“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回想“文革”，是不是这么一幅场景，国家主席可以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教授、学者住牛棚）所以，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还有宗教改革，宪章运动（分别以意、法、德、英为象征）。这些事件，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家们从神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高扬神圣的天赋人权论（属于自然法，是一切社会法的基础），指出人们组织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并且创立了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分权制衡论等学说。这是近代民主的理论基础。
2、近代民主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就是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分权代替集权，以立宪共和代替君主专制。这是国家制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创新。而且它创造了三个经典：英国方式、美国方式和法国方式。
支持这种制度的支柱是三项基本的政治规则：
①法治的规则。法律至上，以法立国，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②限权的规则。时间上的限制表现为限届制，各国法律都规定每届政府和议会的任期年限，到时便换届更替。空间上的限制表现为分权制，国家权力分割为几个领域，由各部门的相应的官员，各司其职，不得越权，或滥用职权。
③公民参政的规则。近代以来的民主制，虽然不是像古代城邦民主那样，全体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国事的讨论与决策，但是可以很多方式参与政治，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直接民主的少数往往是不受保护的，极少数派甚至被处刑）。比如：普选，全民公决；通过多种媒体自由表达意见，披露政府舞弊行为；组织各种团体影响政府决策。这就是所谓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
杰斐逊说：“人民对于他们政府机关的控制，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为共和制的标准。”与此相反，专制政府的规则是服从，专制政治下，服从是臣民的义务，也是臣民的道德。任何不同的见解，都是大逆不道，思想和声音的绝对统一，是专制政治的最好秩序。
3、近代民主实现了阶级关系的变革。这个意思，就是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血统决定地位，让位于金钱决定地位，相对地说，它是一个进步。
近代民主，或者说代议制民主，它的象征是“议会民主”。它的内涵主是：
①议会制。人民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言人，所谓代议制，即源于此，议会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政府，只代表他的选民，立法与决定重大国是。
②普选制。享有公民权的选民定期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国家元首，委托其组织政府，依法管理国家。
③政党政治。议会是不同阶级和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的代表的联合体，而对重大问题必然分成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就是政党。在西方民主实践中，政党的区别不在意识形态，主要在社会政策取向上的区别，就和一块跷跷板的两端忽左忽右，但大体平衡。所以，标准的政党政治是两党政治：美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是工党和保守党。当然多个党派是存在的。
④多数原则与少数原则的互补。在议会民主体制中，政党有朝野之分，多数派与少数派之别，并且不时地互换角色。作为少数派的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并保有其合法权利，是近代民主的一项“神圣原则”和突出成就。可以说，没有少数反对派的存在，就没有近代民主。考茨基说：“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
⑤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改造并控制议会以后，使议会成为与行政机关抗衡的机构，拥有立宪，监督等职能，加上确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就成为了近代民主政制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
西方民主的第三阶段，是当代民主，时间是20世纪中叶以来，叫法，是自由民主时代。为什么呢？似乎是把代议民主更放开了，把公民参与更扩大了，形成了一种“半直接民主”的机制。体制，仍然是代议制，机制，似乎是半直接民主。这是我的一个通俗理解。
当代民主比之于近代民主，有几个什么变化呢？
①在选举制方面，18、19世纪，选举人资格有财产、性别、教育、种族等限制的，实际上剥夺了很多普通劳动者的选举权，现在这些限制取消了。工人、农民，现在在议会中都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代言人。
这表明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础扩大了，像18、19世纪那样，国家权力为资产阶级所垄断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即使由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牢固控制政局的美国，其政策差别也在趋向模糊，就是不能过份，不能得罪大多数人，因为为了执政，政党不能不迁就选民，这也意味着，选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控制政府。
②除政党外，各类民间社团广泛建立，政治学上的叫法是利益集团。社会学上有个叫法是非政府组织，NGO，如工会、农会，各种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等等，非常多，形成了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力量。我有个比喻，利益集团就像车之多缸、单缸最不稳，象手扶拖拉机，起伏很大，愈多愈平衡，愈稳健，象八缸的车，是很平稳的。利益集团的参与，有三个很大的作用：
一是，弥补了选举这一直接民主形式的不足，选举不是天天都有的，两次选举之间有真空，政府行为是否符合民意，利益集团可以给压力。
二是，弥补了议会，政府间接民主功能的不足。现代社会很复杂，议会，政府就那么几个人，决策正确与否，它们可以随时与利益集团勾通。比如政府要决定一项纺织品政策，就可征求纺织协会的意见，而征求单个的棉农意见是比较困难的。
三是，弥补了政党政治功能过强的不足。政党的目标就是掌权，为了赢得大选，它会迫使选民就范，国为就两党，或几个党，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会出现违心行为。有了利益集团，就为社会多种特殊利益表达提供了组织形式。
③新闻舆论力量无孔不入，使政府感到民众力量无所不在。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主张言论自由，但过去书报检查制度是有的。20世纪才普遍取消；这是一，另外，新闻，通讯传播技术现代化，禁也禁不住，选民的力量，利益集团的力量，新闻舆论的力量，形成三位一体，对原有的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一体，构成新的均衡，这是当代西方民主新的特点。
四、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说是民主体制的一个特例。我们是不是民主制度呢？我们自己说是，但西方是不承认的。他们不承认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发展。
首先，我们建立这个制度，应该说是历史的选择。前两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布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第一个问题就讲我们的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选择”，我认为还是有说服力的。《白皮书》讲道，“人类几千年政治文明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要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选择。
这段话，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在欧洲，为什么反而在农奴制的俄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两个落后大国扎根，就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些精髓的东西与两个大国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相吻合，能结合得起来。有德国友人调侃我们，马克思很伟大，你们中国人拿走了思想，给我们留下了马克；马克思有伟大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经典，你们中国人拿走了主义，给我们留下了资本。为什么这样，中国人重义轻利，喜欢较核名实。以天下为已任，还要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真好！当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也有传人，我们过去讲是修正主义，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们是否定阶级斗争，主张议会民主，和平地为工人阶级争取地位和权利的，现在看来，它们也是成功的。我们过去喜欢批评人，只有自己最正统，最正确，现在不这样干了。我们现在主张“各走各的路”，我不讲你，你不讲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说是历史的选择，基于这么几点：
① 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确失败了。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代表性事件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搞了议会，搞了多党制，但终于归于失败。当时有两句话：“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实际上，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的一段，中国是最乱的，肯定比皇帝时代要乱，所以，当时国内兴起了一股反对民国，恢复皇权的呼声，为什么袁世凯要当皇帝？他那么蠢，会一意孤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老百姓还是希望有个皇帝，免得争来斗去不稳定，但大部分上层人士、知识分子看得较远，是反对袁当皇帝的。
同时，孙中山，接受到当时西方的先进理论，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但骨子里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要全党同志宣誓，向他个人效忠，宋教仁被刺后，不是象党内多数同志主张的那样，诉诸法律，严惩凶手，而是坚持己见，搞二次革命，跟国民党党走的两支军队，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钧，力量小的很，还没真打起来就垮了。
②国民党腐败颓废，不堪重任。国民党是从封建体制内脱胎出来的党，它的早期应该说还是很有活力的，后来 滋生了暮气，经过几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已没有早期那种活力了。内部勾心斗角，享受习气日浓，贪污腐败成风，各种问题积重难返。为什么会赶到台湾去，那不仅是共产党的枪杆子赶去了，也是全国人民的民心赶去的。当然，国民党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进行了一些革新，做得还是可以的。但在大陆，确是人民抛弃了它。
③共产党的胜利，本身也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现在，我们的确有民主不够的问题，但这不是共产党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实际上，组建共产党的最初的那批人，没有一个军伐，没有一个封建政客，都是一些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时要的就是民主，就是科学，就是大家分一点权，所以才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不愿分权，不愿给民主，首先翻脸，只好授诸武力。但是共产党的内部和共产党的治下，是既有严格组织纪律，也有充分的民主的。从建立根据地开始，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民主概念，有了自己的民主理论，并先后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实现和组织形成，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权利的政治实践形式。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所以，我有一个观点，共产党的胜利，既是纪律的胜利，也是民主的胜利。
当然，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一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明确写入了宪法，这是其他民主制度所没有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不搞反对党、在野党。其二，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民主集中制是有它的特殊含义的。我的理解，它的实质就是搞有限的民主，渐进式民主。
李瑞环讲，“民主是目的，民主是手段，民主也是过程”。
小平同志讲，民主集中制是目前中国最管用、最有效的制度（大意）小平同志还讲过，到21世纪中页，中国可以考虑普选，小平同志没有讲民主集中制是最好的，是有他的考虑的。这主要是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素质，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还是担心导致不稳定。
总的看，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呈宝塔形的，或者说带有较强集权性质的，上面有个塔尖，就国家权力分布看，最高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一府二院。从实际运作来看，上面还有党的领导。这样一种制度，对于高效率的发展经济，集中力量办社会事业，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一个时期内是有好处的。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秦晖说，要“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个话说到了点子上，我们的体制设计，根本的弊端就在权无限而责甚小。所以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一定要改革的，中国的民主，是要进一步发展的。这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但是怎么改革？从哪里突破？存在很大分歧，大致有这么几种选择：
1、机构改革。1982年，邓小平曾把机构改革作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逐步加以推进。以后搞过多次大的机构改革。一直有把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意思。现在看来，这一选择并不理想。一是，它本身受制于别的实质性问题，难以取得显著成效，即使暂时取得一定成效，很快又反弹回去，难以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二是，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搞过多次，但并不能触动政治体制的实质性问题。
2、党政分开。1986年，邓小平把党政分开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这表明，当时有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意思。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也大体上是这样安排的。从20年的实践看，分歧很大，阻力很大，“以党代政”并未缓解。
3、推进基层民主。包括实行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企业的民主管理等。目前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从体制上看，基层民主体系的建设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既有立法保障，也有广泛的实践。目前的重要问题是基层自治体制与之上的行政体制的冲突问题。
4、发展党内民主。这是目前呼声比较高的一项政体改革内容。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了发展民主的三种形式，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人民民主有多种形式，主要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宪政民主体现在对依法治国的强调。党内民主，比如试行党代表常任制、干部任免和重大问题决策上的委员票决制以及基层党的负责人直选等。这些实际上早在探索。1988年起，中组部在12个市县试点，到2000年已有7个试点停止，主要是在科学分解党委权力、改革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改革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实质性进展还不大。总的来说，民主政治改革还刚刚破题，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
（作者系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
